农村改革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目光和关注度在十七大之后都更多的投向了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依然突出，各种矛盾在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集中凸现出来。为此，中央今年又制定了针对“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做出了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决定，意在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
农村的改革发展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乃至建国以来长期累积下来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异常复杂，牵扯着整个农村生产体制。因此，有学者言，解决“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在中国，相对于城镇来说，广大农村发展落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长期失血，农民这个原本的职业概念却演化为一言难尽的身份概念，在整个社会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农民增收脱贫是关键。解决“三农”问题要科学理性的对待，全面认真分析。
一、积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历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不可避免的会触及农村生产方式的核心——土地制度，所以这种改革不但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和阻力而且要能做到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现阶段，结合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政策，笔者认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推动土地“永佃”，出台土地经营权和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具体政策，打造加速土地流转的平台。一种方式是建立农村土地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土地的职能，另一种方式是成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所。现在有很多人提土地私有化，但是现阶段实行土地私有化还不具备条件，要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能够继承、转让、抵押等，这需要建立一个中介组织。这个中介组织可由土地银行或土地交易所承担，以期实现土地的流转，把土地盘活。但无论以哪种方式实现土地流转，首先都必须制定严格规范、可操作的具体实施政策，既要保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受损害又能使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用。
第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强化城镇和工业反哺政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以来，为发展工业而由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农副产品剪刀差，让农村承担了工业发展的基础成本。加上国家财政资源多年来在城乡之间分配严重不公平，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为了改善农村基础条件，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建议每年全国人大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的例会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比照执行，使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各类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不再因领导的调整而变化。
第三，改革农村的金融体制，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金问题。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短缺，占我国人口70％的农村，其金融资产份额不到30％。农业像其它产业一样，它要发展，就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而目前情况是农村没有自身的资本金，借助资本的途径和能力匮乏。为此，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势在必行。
1.成立农业政策性银行。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把农业发展银行改组为农村政策性银行。把农业银行过去承担的扶贫资金、贴息资金划归农村政策性银行，把现有的各部门支持农业的资金归口到农业政策性银行当中。
2.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理顺产权关系，允许集团资本进入农村信用社，允许民间资金参股信用社，扩大规模，增加实力，成立村镇银行，使之真正成为农民的银行。作为全省两个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县之一，淮滨县村镇银行的筹建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预计今年5月份左右即可挂牌运营，这将极大地缓解淮滨县农村金融困境。
3.大力促进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开放。一是各级银监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多形式推广试点经验。二是要健全退出机制，便于实际操作。三是地方政府要积极提供协调服务，创造良好环境。
4.加强金融监管，成立金融组织保险公司，防范金融风险。
二、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按照经济研究与管理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尽管我国的农业产业基础薄弱，但仍是工业等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与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保障。必须在产业政策方面从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对农业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借鉴外国在现代农业发展上的先进经验，立足大局和长远，多措并举，发展和强化农业基础支撑。首先，对于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弱势产业，国家必须对农业实行高含金量的补助政策。要发展农业，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支持什么呢？应该重点支持与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基本农田的治理和保护、旱涝保收田的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防洪除涝工程、机耕道路的修建、优良品种的繁育和推广，再如建立质量检测体系、质量评估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在注册、保护和申报农业产品等方面出台一些政策。这些资金补助和政策性支持并不是对哪一种产品进行的，而是对整个产业进行补助。
其次，作为农业本身来说，农业要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才能使我国农产品“优的多起来、多的优起来”，产业的“蜂窝型”才能“板块化”。只有通过产业化把农民组织起来，适应和参与市场经济，才能够解决2.3亿户农民分散经营的问题。过去我们在推行产业化中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和干涉的形式来发展产业化；二是把产业化限定为农特产品经营，忽视了大宗农业产品的发展。所以，必须走出这两个误区。要在考虑我们传统的优质农产品和已经形成的、具有经济比较优势的优良产品的基础上，积极促进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要迅速用政策催生一部分龙头产业。
第三，要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现在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只存在于城镇，尤其在农村最为落后的部分地区普遍有轻视乡镇企业的倾向，认为工业化道路行不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时期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怎么走呢？笔者认为有三条路径：一、做大做强现有的乡镇企业。二、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项目。三、现阶段更主要的是从提升传统农业入手，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转化型的工商业，如果不切实际地要在广大的农村也搞高科技，这是一个指导性的误区。要发展一头在田间、一头上加工的千家万户都能上的工业产业。
三、扎实推进农民贫困问题的解决农民的问题在于农民太穷。对于农民贫困问题，人们普遍着眼两点来解决，一个是减负，一个是增收。对于减负中央连续出台有关政策，没有更多可谈的，关键是如何让农民增收的问题。农民增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因为致富要受制于各种条件。同时，既然我们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劳动力必须经过市场洗礼，这些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解决农民增收要两条腿走路，一是解决农民绝对贫困问题，二是出增收措施。笔者认为当前亟待解决的是农民的绝对贫困问题。农民享有市民待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重要的入手处，出路就是要加强农民市民化的福利建设。
第一，进一步健全农村保障机制体系，重点解决好农村贫困人口和鳏寡孤独问题。应建立具有自我生长机制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将农村劳动力资源分阶段全部纳入保障体系。办法是目前仍以现有资金来源为主体，在保证稳定或小幅递增的同时，由专家设计制定保障金个人缴纳标准和管理办法并及早实施，待基金体制运行过某一临界时段后，政府资金投入便可有计划地部分或全部退出。这样既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平衡了农民之间的贫富差别，又稳定了农村， 充分体现党的政策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建立农村养老体系。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占总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有7285万人左右。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农村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农村也应该建立像城市一样的养老体系，农村建立养老体系，可以参照城市筹措资金的方式来进行。有个人部分、集体部分和中央政府的补助。同时，对农民养老保险缴纳与监管要相应建立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养老制度的确立和实施。
第三，切实扩大合作医疗制度的受益面。从2003年7月试点开始到2007年末，已有244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7.3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85.7%。这项制度在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减轻医疗负担，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从制度设计到运行还存在明显缺陷，公信度不高。新农合只对大病实行统筹，并受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和医药项目范围等诸多限制，农民缴费少、政府的投入少，受益人群和受益水平有限。政府应加大投入，提高个人账户余额，降低补偿限制，优化定点医疗机构体系，切实扩大合作医疗制度的受益面，让农民更好地受益。
第四，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贫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是要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所以，反过来，我们可以说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就在于如何让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中致富。在经济学上，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刘易斯的观点是主张通过工业的扩张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迈克尔P.托达罗的观点是使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让农民绝对贫困来实现转移。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但是都不一定采取。要解决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就要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形成新的人口聚集区。整体说来，转移首先要稳定已经富裕的部分或者在转移中致富的部分；其次，要迁徙一部分到中小城镇；再次，通过劳动技能培训让农民有效转移而致富。我们要实现城镇化，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转移，还是人口的转移，劳动力只有安居下来，才能解决城市人口增加问题，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
